当前，基础学科的学习要有强烈的兴趣导向、逻辑训练、理性思维，这才是学好数理化的关键，与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生存和生活需要没有关系。

在美国，2020年7月，斯坦福大学宣布永久解雇208名教职员工。据澳洲大学联盟数据统计，与2019年相比，澳大利亚的大学在2020年至少减少了17300个工作岗位。

最近，英国老牌名校利物浦大学也开始行动了。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公开信还表示：仅仅根据量化指标评估员工永远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使用的是哪种指标疫情冲击下的高校裁员潮 新冠疫情冲击，给美、英、澳等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威胁。她与该校以及其他高校的400多名研究者联名签署了一封致利物浦大学管理部门的公开信。

《莱顿宣言》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文献计量学家Ismael Rafols、Ludo Waltman和Sarah de Rijcke于2月21日在写给利物浦大学副校长Janet Beer的信中表达了担忧：我们认为，最近定量衡量在大规模裁员决定中的应用，对负责任的研究指标的有关举措构成了重大威胁。除此之外，还参考了个人的研究影响力、领导贡献和外部机构的成员身份，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产假等其他因素。此后，我国仅用18年时间，便完成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过渡。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15%，进入大众化阶段。这项工作在提出时曾引起巨大关注，但最终效果并不明显。他说，在人力资本的问题上，决定权并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节。据统计，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总招生人数为108万人，至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至540万人，增长了5倍，在校总人数达到2500万人。

这种方式前期投入低、见效快，更有利于目标的达成，但副作用是导致原有高校生均教育资源下降，影响高等教育质量。至高级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各阶层学生都不再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所困。

对此，厦门大学教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邬大光也曾转文指出，当前我国似乎已经跨过了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但由于国内高等教育历史较短，并没有形成或走完精英教育阶段之路。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某些国外做法，为本科生和专科生设定一个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 在刘承波看来，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校毕业生不可避免地从天之骄子变为普通劳动者。而到201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到了4002万人。对此，赵庆年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解。

比如，在研究生教育中大力提倡专业硕士，以及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扶持。现实是越高等级的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程度越大。即便如此，赵庆年依然赞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进一步提升。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规模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庞大的供给能力。

而将学历高低与工作类型挂钩，反倒是现当代社会的事情。在中级阶段，随着政策更加灵活，大学生经济资助政策不断完善，普及化高等教育生源的社会阶层分布越来越深入中下层子弟。

公平性的挑战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长期关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对于这一目标思维所产生的结果，他表示，西方一些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提升，主要是通过新建高等学校实现的。

至于何谓引领作用，别敦荣解释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性来看待，而应当更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中国科学报》 (2021-04-13 第5版 大学周刊)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覆盖面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由于相关政策措施不配套，其依然面临较多障碍。从培养天之骄子到劳动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日趋扩大的今天，学历贬值现象在我们周边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是一个趋势，而高校和社会需要做的便是主动顺应这一趋势，对自身进行调整。然而，在这方面，虽然我国对于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一直持欢迎态度，但对于我国营利性民办高校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界限划分，直到2016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才确立。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保中的一项研究，即使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也并不能降低基于家庭阶层地位的教育不平等。以外卖行业为例，目前我国的外卖服务员高达700万人。

近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优化各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形式在高教领域的布局。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甚至有专家指出，设定这样的指标并无太大必要，尤其是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已经很大的今天，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过快提升，反而可能会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总体而言，各国在普及化阶段，各层次高等教育分布趋于稳定，并彼此保持合理张力，这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未来为避免人才培养出现学历贬值，高等教育需要重塑精英教育理念。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具体而言，除了社会层面对此要抱有一份平常心外，更重要的是高校，尤其是占高等教育主体的普通高校，应将自身人才培养的重心，从培养天之骄子转变为培养社会需要的建设者、劳动者。尽管如此，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深层次动力。

然而，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学生规模的增加使高等教育不能像此前那样为受教育者普遍带来高收益时，我们要做的不是刻意提升经济价值，而是反过来更加关其人文性。事实上，从我国目前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看，毛入学率是50%还是60%，本身意义并不大，而且在高等教育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后，规模增加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效益也不像之前那样明显了。

比如在民国时期，便有大量优秀学者从事诸如小学教师等工作。另外，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跨越。

60%的毛入学率目标，意味着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在他看来，在普及化阶段，无论高等教育的增量如何适应产业结构变化，有一点是必须要坚持的，那就是未来毛入学率的增长一定要体现在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状况的改善上。

此前很多国内顶尖大学也在盲目扩招，甚至扩招幅度比一般高校更甚，现在看来可能导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这也是很多学生一味追逐高学历的重要原因。在采访中，对于十四五规划中所规定的60%的目标，几乎所有受访专家都认为实现的难度不大。对此也有人表示，这种学历贬值现象已经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本的内卷化。

他表示，但要形成普及化阶段合理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除借鉴代表性国家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特征外，还须结合我国国情及未来产业升级要求来进行调整，这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赵庆年表示，这也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摆脱单纯数字指标的一条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时，有学者提到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需要重塑精英教育理念。问题是，目前我国高校的平均投入并不高，在办学资金没有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现有高校的办学规模基本上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吸收新增学生数量的潜力不大。

比如农村地区人口、残疾人口、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人口，怎样能让这些人上得了大学、上得起大学？这就是高等教育普及化要努力提升的所谓结构性质量。而未来10年左右，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达到约65%，即进入普及化的中级阶段。